什么是河洛古国：来自仰韶时代的辉煌文明 -kf凯发

　　最近，河南巩义市的河洛镇，一个湮没于历史的古国重见天日，世人将目光重新汇聚于伊洛之间的华夏腹地。惊鸿一瞥间，新的中华文明篇章或将再次惊艳世人。

河洛古国

　　这座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被考古专家命名为“河洛古国”。这座距今5300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远古都邑，坐落在黄河南岸高台地上，恰好位于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洛镇上。

　　《易经》有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处在洛水与黄河交汇处的这片神奇之地，从上古时期就在冥冥中注定是远古圣王的定鼎之所。

　　河图洛书的年代要追溯到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后期，也就传说中炎黄祖先逐鹿中原的岁月。

　　自1921年丹麦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各色石器与精美彩陶碎片开始，以渭、汾、洛等诸黄河支流汇聚的关中豫西晋南地带为中心，整个北方区域就出现了具有较为统一文明谱系类型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

　　据考古学数据测定，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绝对年代在公元前4933到公元前2923左右，其延续时间约2000年。

　　“河洛古国”所处的时代恰好是仰韶文化后期（公元前3300年左右），这一时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北方的母氏族部落社会逐渐向父系氏族转变，中原地区作为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已经处在国家诞生的前夜。

　　在“河洛古城”发现之前，仰韶文化边缘地带的辽宁红山、安徽凌家滩、山西石峁等古国文明可谓璀璨夺目，群星闪耀。

　　而反观地处仰韶文明核心区域的河南地区却始终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文化中心都邑遗址，这也就让古史中我们的炎黄先祖定鼎中原，万邦来朝的盛景一度变得如空中楼阁般虚无缥缈，甚至给人留下了仰韶文化后期中原地区社会发展“沉寂衰落”的印象。

　　然而，“河洛古国”的出现，毫无疑问表明了，在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初期阶段，黄河流域确实存在着规格极高、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它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也用考古学的实证为诠释我国古史中的“上古神话”提供了新的作证与可能。

真实的神话时代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战胜蚩尤之后初“邑于涿鹿之阿”，后居于“轩辕之丘”。由此可见，处于前国家文明时代的华夏先祖在早期可能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军事中心，但是，“河洛古国”的发现让我们有理由推测，华夏文明最早的领袖很可能就是在此奏响了一个国家时代的先声，塑造了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对于古代文明而言，具有一定防御与公共管理职能的城市与集体性的宗教礼仪社会是形成国家文明的重要先导。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先决条件，这个城邑及周边的民众才能形成足够的向心力与归属感，进而辐射各大层面的地域文化圈层。

　　从这个层面来看，“河洛古国”绝对霸气外露。

　　整个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1755亩），拥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外加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可以说，这个巨大的都邑放在五千多年前的北方大地绝对是一个不亚于北上广的大都会所在。

　　除了年代与位置的契合、足够宏大的都邑规模，“河洛古国”更潜藏着华夏民族肇始之初的文化基因密码，让今日的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神话时代，一个现世版的华夏前传时代。

　　在“河洛古国”的中心居址区内，出土了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众所周知，将北斗星作为帝王象征是中华民族“天人感应”政治礼仪观的核心。

　　春秋时期的《甘石星经》记载：“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亦为帝车。”此处的北斗九星遗迹便有着强烈的政治礼仪功能，主人借此神化自己，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这与后来中国传统君主的天命观一脉相承，是一条源远流长的历史价值观路径。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遗址显示出的“北极九星”恰好与后世的谶纬图书相合，《河图》记载：“黄帝治，景星见于北斗也。”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后来逐渐隐去的两星中就有一颗超新星（景星），这颗星辰在遗址中的出现从一方面为“河洛古国”为黄帝都邑提供了作证。

　　更为神奇的是，这座遗址前殿后寝的格局与后世中国的都城布局设计不谋而和，甚至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瓮城雏形。

　　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形成了一个类似中国传统护门小城的瓮城结构，其中不乏两百余平米的大型房屋，俨然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贵族居所。

　　而前面所见摆成北斗星形状的九个陶罐恰好位于此瓮城之前，此间所代表的的政治礼仪观念不言而喻，表明这座城市的领导层毫无疑问与他们的后代中国帝王一般有着“受命于天”的政治伦理观念。

　　除了一脉相传的政治礼仪观念外，“河洛古国”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实证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更与“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这一历史记载惊人相似。

　　种种迹象表明，“河洛古国”所蕴含的宇宙观、礼仪性思维以及具有引领性的文明发展模式与物质生活，是华夏文明肇始之时一场奠基式的历史模式创建，酝酿了中华文明的滥觞。

为什么是河洛

　　“河洛古国”的出世虽然惊艳，却也是命中注定。

　　早在20世纪，在代表夏文化核心的二里头遗址与商代第一个都城西亳（洛阳市偃师县），相继被发现于洛阳盆地的东缘之中，与位于洛水下游的“河洛古城”相距不过50公里之遥。

　　华夏文明的曙光最早绽放于伊洛之间，不是一场昙花一现的文明掠影，而是一幕幕经久不衰的绚烂烟火。

　　从今天的地理视角看，伊洛之间的洛阳盆地（包括今天的洛阳市域与曾经归属与洛阳的巩义、登封、荥阳等县），虽然地处豫西，周边被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嵩山与邙山逆时针环绕，但内部平原地区面积较大，耕地资源充足，在农业不发达的中国社会早期足以繁育足够的族群与人口。

　　再加上境内水系同样纵横交叉，涧水、洛水、伊水、瀍河与黄河相互环绕通联，形成了良好的水运网络，尤其是伊洛水向东与黄河汇流后便可沟通整个黄河中下游文明区域，是黄河流域无与伦比的天赐水陆枢纽与核心之地。

　　最后，再加上东方虎牢关、西方崤山与北面黄河形成的山河之固，大洛阳盆地区域受到了山川形胜的无限加持，最终成就了后世十三朝古都的鼎盛风貌，也书写了华夏文明的耀眼华章。

　　“河洛古城”兴于伊洛水之畔，黄河南岸，是华夏民族立足河洛之间的开篇之章，也是中华文明拥抱天下之中的肇始，他们从这里出发，繁衍出中国独有的社会发展模式、传承着“寓政于礼”的思想观念，发扬着华夏亘古不变的文明基因，走向今天的九州大地，海内万邦。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正是赖此根脉延续不断、瓜瓞绵绵。